[转帖] 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代的楚方城

有关楚方城的研究，当以张维华先生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中的考据最为详备。在《楚方城》一节中，张维华先生根据春秋时代楚人争盟中原的情势，判断楚人“不应於宛北筑城自限”。而此时的楚方城当以关塞形态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楚方城向长城形态的转换应在春秋末世至顷襄七年之间，结合战国时楚国的国防形势的变化判断，长城形态的楚长城最有可能是在怀襄之际建设的。

  楚方城建于顷襄七年之前，应无异议。但张维华先生判断楚人在春秋之时“不应於宛北筑城自限”的依据则未必可靠。如果边城在楚人手中的话，边城并不会成为楚人北进的障碍。边城所带来的不便更多是政区的管理和交通，这只有在楚人获得大量边城外的土地才会感到这一不便。而《左传》《国语》中有关楚方城的记载显示，春秋时代的楚方城应已具备长城形态。

《左传》中，方城共出现十二处(文公十六年“庸方城”一条除外)：

    《僖公四年》：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文公三年》：
        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襄公十六年》：
        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
    《襄公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颉归。
    《襄公二十九年》：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
    《昭公九年》：
        迁方城外人于许。
    《昭公十八年》：
        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
    《昭公二十年》：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
    《定公四年》：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
    《定公四年》：
        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氵公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
    《哀公四年》：
        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
    《哀公十六年》：
        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侥幸者，其求无餍，偏重必离。”闻其杀齐管修也而后入。

《国语》中，方城出现三处：

    《鲁语下》：
        襄公如楚，......反，及方城，闻季武者袭卞，公欲还，出楚师以伐鲁。
    《齐语》：
        遂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
    《楚语下》：
        及白公之乱，子西、子期死。叶公闻之，曰：“吾怨其弃吾言，而德其治楚国，楚国之能平均以复先王之业者，夫子也。以小怨置大德，吾不义也，将入杀之。”帅方城之外以入，杀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两部合计共十五处提及方城，其中有九处明确提到方城之外，可见方城是楚地划分内外的重要界限。据研究者归纳，历代文献中方城的涵义共有五解，分别为关塞名、山名、长城名、城邑名、及列城名(参见潘民中《楚方城地望考》)。其中列城名一解和上列十五处不合，暂且不论。若以城邑名解，则汝、颍、陈、蔡，均称方城之外，以一城作为如此广大区域的分界线似乎不太合理。若以山名解，类似的疑问同样存在，并且这一解释与《襄公二十九年》“公还，及方城”以及《文公三年》“门于方城”两条不合。若以关隘解，则作为关隘的方城必须和伏牛、桐柏诸山一起才可以划分方城内外。但《哀公四年》又有：“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则缯关与方城又是什么关系？据潘民中《楚方城地望考》分析，缯关可能是楚北边疆之偏关。但若伏牛、桐柏一线有不止一个关隘，则以方城这一关隘来指代伏牛、桐柏全线来划分楚国之内外，似乎有些勉强。

  楚方城之“方”在今天的解读中也有解作矩形之“方”，但今天发现的楚方城遗址却呈类似长城的线性形态。有一种解释以为楚方城全部呈半个矩形拱卫楚地，方城之名也许由此而来。但这一说和方城之名很早就出现相矛盾。另一种解释认为方城本为关隘，方城之“方”也许来自关城的形状。这一解释尚属合理，但前述以关隘指代伏牛、桐柏全线的疑问，仍须认真对待。

  除此而外，楚方城之“方”还有一种解释：1957年，安徽寿县发现的四枚“鄂君啓金节”，其铭文中有“自鄂往，庚邡，庚邡城（上成下土）……”(张卓远《浅论楚方城》)。可见“方”在当时写作“邡”。“邡”固然可以解释作来源于“方”字，但也可解释成与“防”字有关。楚方城之“方”若源于“防”，倒和楚方城的功用完全相符。当然，这一猜想仍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证实。

  如果楚方城之“方”源于“防”，我们似可进一步推测楚方城在一开始可能是在伏牛、桐柏之间的长城。从今天伏牛、桐柏之间的地势来看，形势并非特别险峻，仅以一关城似乎还不足以构成天下九塞之一。在关隘两侧构筑类似长城形态的防御工程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一防御工程呈线性分布，用作楚地内外的分界线是再自然不过。而方城内外的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筑城以后带来政区管理和交通的不便。若楚方城为北部防御工程的推测成立，则屈完对桓公之语“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可以得到很自然的解释。


参见：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楚方城》
张卓远《浅论楚方城》
潘民中《楚方城地望考》